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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吴贻弓:好人、好官、好导演

2019-10-31 17:49:33      访问量:755

我的老师兼人生导师吴龚毅于9月14日在上海瑞金医院去世,享年80岁。

我在吴龚毅当了30年的学生。我是一个受他训练的年轻人。从导演助理到一等导演,我被身后的吴导演打败了。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男孩。他说江平善良又有用。与其说他利用我,不如说我向他学习。

左边是吴龚毅、余岚清、秦毅和江平。

我认识导师吴龚毅。他的作品在国内外都很有名。他在圈子里有很高的地位,可以说是很受尊敬的。吴龚毅因其极高的声望而在许多艺术家中脱颖而出。可以说,在中国电影导演中,吴龚毅占据了最高的位置。

看看吴龚毅曾经担任的官衔:上海电影制片厂主任、上海电影局局长、党委书记、上海文联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导演协会主席、中国电影协会主席。更值得注意的是,吴龚毅曾担任过两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两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吴龚毅在电影业担任了如此多的重要职位,以至于他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

有人说吴龚毅是一位艺术家、学者、学者和教授。他很高的艺术造诣使他成为一个行业的代表。有些人还说,吴龚毅不会成为一名官员,也不会被期望成为一名官员。事实上,他们不太了解吴龚毅。我跟随吴龚毅很多年了,我可以告诉你,吴龚毅不仅会成为一名官员,而且会做得很好,很有能力,一定会成为一名好官员。

他没给钱就成了吴龚毅的助手。

与吴龚毅的第一次密切接触是在30多年前。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那天中午,我邀请他在20世纪60年代电影《李双双》中表现出色的妻子张文荣,代表南通一所中学生电影评论组织参加公益活动。头顶灼热的阳光照射着他在吴兴路246巷2号的家。报刊杂志上常见的“学者导演”吴龚毅打开了大门。

他穿着非常普通的衣服和裤子蹲在地上铺塑料地板,眼镜上布满了鼻梁上的汗水。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不像上海电影局的局长。这显然是一个“劳动模范”。他抱歉地笑了笑:“对不起,张文荣暂时帮助了一个朋友,并参加了电影。刚才我完成了塑料地板的一半。我赶在上班前完成它。房子很吵。”

那时我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副主任的“小跑步者”。他根本没有架子。他给我倒了冷饮,拿了一个风扇(当时他们没有电风扇)。我受宠若惊。一个局级干部和一个名人是如此谦逊,以至于我,一个见过无数冷面的年轻人,被深深地感动了。

当我提到我来这里的目的时,他表示支持,并说我有责任参加群众电影评论。然而,他告诉我去“电影上”剧团,“公事公办”,并带一封介绍信去张文荣度假。这时,他拿起电话,向当时的剧团团长严永轩打了招呼,并让我等他,然后开车去剧团。虽然他的和蔼可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作为一名电影导演,他的妻子去其他地方参加社交活动时,却不得不向下属单位的领导请假,这说明吴龚毅有当官员的原则。

后来,我非常了解张文荣先生,经常来回走动。节假日,吴龚毅总是在贺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后来,他们的儿子吴天戈和我成为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同学。后来,我开始独立指导这部戏。张文荣老师是我戏剧的主角。一出戏后,我可以说我知道得很清楚。

一天,她真诚地说:“你适合当办公室主任,吴龚毅的人缺你。”我原以为张老师会跟我说些传统的话,但她严肃地告诉了丈夫。吴龚毅不置可否。说了几次,吴龚毅还是不说。张文荣知道,如果龚毅不表态,他就不同意。吴龚毅在原则问题上有自己坚定不移的观点。

他不认识我,因为没有真正的联系。有一次,我导演了一部电影,邀请了一群名人和前辈去看,并给出了他们的意见。吴龚毅下班后没吃晚饭就来了。在讨论中,我会见了戏剧学院的秘书和院长。两位老师在吴主任面前表扬了我。直到那时,吴龚毅才真正开始注意我。不久前,他的电影《奎利家族》正在巡回首映。他特别称我为活动策划人和主持人。他在一起呆了十多天。临别时,吴龚毅对我说:“把你的个人信息抄送电影局党委书记马林法同志。”

两个月后,他打电话给我向电影局汇报。一百天后,一份文件放在我面前。经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我没有任何准备就成了吴龚毅的助手。他担任上海国际电影节执行副主席,我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那一年,我三十出头。我没有给吴龚毅一分钱礼物。回想起来,当我在“尚熙”读书时,张文荣小姐每年中秋节都要我去她家买月饼。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也有官员把东西送给人民。

老警卫对每个人说:“吴主任看起来真的不像一个官员...

有一件事我很感激也很抱歉。毕业后,我去了吴龚毅手下工作。他、马林发和张元民对我表现出极大的关心。马林法和张元民分别是《红日》和《江姐》的摄影师。他们是电影界有影响力的人物。马拉多纳送给我一台电风扇,老张送给我床上用品。

一天,当吴龚毅来到我的宿舍,看到我睡在一张旧木床上时,他立刻让张文荣找一张张德国做的软床送给我。后来,我得知吴龚毅小时候睡在这张床上,这张床保存得很好。家里的亲戚不想让他们给他,而是把它给了我,一个与他无关的下属。不幸的是,当我1998年搬到永乐集团时,我把它留在了一个生产团队的仓库里。经过几次磨难,它消失了。当我想到丢失的床,我会感到疼痛和心悸。

吴龚毅对他的下属和朋友很慷慨,但对自己却很吝啬。除了他没有两件像样的衣服和皮鞋,或者他的公文包和眼镜已经用了很多年之外,假设公司使用了这辆车。近十年来,上海电影局的几位领导共用一辆桑塔纳。

我住在车站大院里。每天早上八点,我都会看到吴龚毅和马林法书记、副局长张元民坐同一辆车进大院。当他们下车走进那座古老的希腊人造建筑的办公室时,我经常看到他们要“开始工作”——是导演和摄影师带领摄制组开始拍摄新的一天。

也有吴龚毅不乘公共汽车的时候。有一次,当车站的车要去接外宾时,他走到车站去上班,却发现新来的警卫不认识他。他礼貌地解释说他是“吴龚毅”。然而,师傅前一天刚刚报到,导演的名字不清楚,所以吴龚毅被要求出示他的工作证。吴龚毅会把它带到哪里?我不得不站在门口等其他同事证明这一点。

事后,老警卫惊慌失措,得罪了最高领导,估计他的饭碗会被砸碎,硬着头皮去找主任赔罪。然而,吴龚毅要求办公室增加师傅的奖金20元。老警卫对每个人说:“吴主任看起来真的不像一个官员。人们真好!”

吴龚毅确实是一名文职主任。1993年,我陪他去北京出差,报道上海电影节的筹备情况。我们来得很早,很累。我们坐在广播电视部门入口处人行道旁的花坛上等待。他是个烟瘾很大的人,想抽烟,但是看到他周围没有垃圾桶,他不得不拿出香烟放进去。

晚上,我们住在“中国电影”招待所,有一个标准的双人房间。当时,他是中央候补委员,可以按级别入住五星级酒店。然而,他不同意,说电影节没有钱,省一分就是一分。语气很轻,很普通。

我记得在中国电影的招待所,我用一只屁股把他的眼镜腿叠在床上。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第二天一早,我陪他去了中宣部。没有时间找地方修理它。他也高度近视。我找到一条橡皮筋把它包起来。他苦笑着,戴着它去见领导。

第一届中国人民自己的国际电影节的建立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买到一美元一天的饭票。

为了给中国人自己举办第一届国际电影节,吴龚毅不遗余力。当时,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参加正式的国际电影节。只有吴龚毅获得了奖项,是一名法官,他知道世界上八个A型电影节。他手拉手教我们,我们通过类比学习。一美元一天的餐券可以持续几个月。

最后,“93上海国际电影节”在桂花飘香的十月金秋隆重举行。客人聚集,星星聚集。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明星如索菲亚·罗兰、奥利弗·柊司、纳吉萨岛、罗伯特·怀斯、保罗·考克斯、张艺谋、巩俐、张曼玉和中野良子都来了...当吴龚毅和他的朋友们坐在星光熠熠的红地毯上时,国际电影节制片人协会主席比莱森正式通知吴龚毅,上海国际电影节已经正式成为继柏林、戛纳、威尼斯、蒙特利尔和东京之后的世界第九大甲级国际电影节。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吴龚毅有一头白发。

唉,谁知道呢,吴龚毅真的被创造一个电影节搞得焦头烂额了!每天,像我们一样,他拿着饭票在地下室食堂排队等候。偶尔,他会在他管辖的电影城的三楼餐厅点上“丰盛的食物”,吃一碗面条或馄饨。此外,他从不“签免费账单”,而是在碗下按十美元离开。有时候,像张瑞芳和孙道林这样的老前辈来的时候,他会要求食堂加一个荷包蛋,然后用自己的钱支付老同志的费用。

有人说吴龚毅的艺术魅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名人。这是真的。然而,吴龚毅并不是每个人的邀请。一位国际巨星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内政提出了许多指责。一位欧洲导演在台湾问题上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一位来自邻国的老朋友在中国电影节上展示了一个不利于中国电影政策的举动。尽管这些人“真诚地”表达了他们来上海参加演出的意愿,但吴龚毅以其独特的智慧、机智和外交技巧,拒绝让这些“桀骜不驯”的名人出国。

吴龚毅是一个具有政治头脑和敏锐思想家的人。他从来没有在各种场合说过伟大的事情,也没有用政治术语给自己“增色”。然而,听了他关于国际形势的分析报告,参加了他参加的一个党团会议,每个人都会发现吴龚毅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敏感性非同寻常。

当他是政府的党委书记时,他给每个人上了一堂党课。他上上下下走了5000年,走了90000英里。从商鞅变法到庚子事变,从东欧换旗到苏俄解体,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经验教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吴龚毅对他的分析、剖析和透析印象深刻,从浅入深。一个新来的大学生说,“吴先生的党课让我眼前一亮。这都是新的。”

1995年秋,上海电影局与广播电视局合并,由吴龚毅的前助理叶志康担任导演,吴龚毅担任艺术总监。从第一名到第三名,吴龚毅表现出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宽宏大量。在各种场合,他谦虚而真诚地赞扬叶志康的年轻、能力、精力和创新精神。我不止一次听到他说我可能无法处理这么大的局面和这么多事情。

和他共事过的人都知道吴龚毅在管理方面很有天赋,他的经济经营能力和市场经营意识都很强。早在30年前,他就大胆提出电影迟早应该产业化。在他的领导下,上海电影单位合并为上海电影公司,他本人成为总经理。

在电影改革中,他也吃螃蟹。在担任“尚英”工厂厂长期间,他和他的团队领导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用几倍于郊区土地的面积来取代市中心商业区的旧厂房,并开始建设中国最早的影视拍摄基地。这是上海切登影视基地,拍摄了无数电影,如《岳峰》、《摇身一变》、《摇身一变到外坡桥》、《茉莉花开》、《霍元甲》、《功夫》、《紧急降落》、《特级大师》。他在28年前力主建设的上海电影城仍然是中国最好的多厅综合电影放映和娱乐场所。1993年,他积极支持上海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改组为中国大陆电影业的第一家股份公司...

他有许多头衔,但他能听到最好的“导演”头衔。

吴龚毅是一个像人一样的官员。像真诚、正派和有前途这样的字眼无法形容他。我最深刻的经历是,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有爱,他热爱事业,热爱电影,热爱朋友,热爱家庭。每年春节,他都会去拜访指导过他的前辈和老师。作为“尚英”剧团的家庭成员,他每年中秋节都会跟随妻子张文荣。他像兄弟姐妹一样和每个人都很亲近。他把老同志当成祖先,从不摆出导演的派头。

他有许多头衔,包括主任、厂长、主任、老师...但是大多数人叫他“武道”,他能听到的标题最多。他的司机“阿三”从来不叫他导演,总是叫他“导演”,吴龚毅从来不叫司机的名字,总是叫他“阿三”。后来,阿三生下肝癌,年纪轻轻就离开了。当时,阿三已经换了工作,三年没开车去龚毅了。当他的母亲和姐姐在追悼会上悲痛欲绝时,从其他地方出差回来的吴龚毅冲到现场,泪流满面地在他前司机的尸体前深深鞠躬。在场的所有人都深受感动。阿三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拉着吴龚毅的手,只说了一句话:“谢谢你,吴道……”

现在,武道已经走了。他很快就离开了。今年六月,在上海电影节期间,我们去看了他。他很好。当然,他已经是肺癌患者很多年了,但他仍然乐观开朗,和孙子孙女们的年轻演员和导演们说笑,点燃红烧狮子头和大馒头,和我们做鬼脸,说:他们不让我吃甜食,我要偷吃,哈哈...

我立即回到我的家乡南通,给他做了馒头和狮子头,并把他送到病房。他像个孩子一样快乐地吃着。我说这些年我太忙了,我不能保证每次回上海都会去看你。他笑了:不要看着我,只要在心里想一想。你好好照顾那些祖父母和老艺术家,胜过看我十次。8月15日,我送了一盒月饼,够了,也就是说,我不敢吃得更甜了,但我喜欢吃,人们又老又贪婪...

这个中秋节,我送给他一个特别的无糖月饼,但他没有回复。这不是他通常的风格。过去,当我收到我发送的东西时,我总是第一时间打电话。

中秋节的晚上,我忍不住给他发了一条信息:亲爱的吴小姐,你收到我送给你的月饼或什么东西了吗?没有回复。

第二天早上,导演吴天戈打电话给我:爸爸早上7: 32离开了

我放声大哭!真遗憾!月亮和人们一起回来了...

《北京青年报》邀请我写关于吴龚毅的文章。我的心脏很乱,我没有办法写字。我发现了很多年前写的文章“好官员吴龚毅”,并对它做了一些修改,献给我敬爱的老师吴龚毅。

吴龚毅生前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作品,并相信他能在天上看到。(温/江平,中国电影集团一等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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